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科技

全球即時看！和譽醫藥徐耀昌：我的理念只有一個，就是真正把創新藥做起來

來源：魯網

時間走到了2022年的今天，中國生物技術產業經過了十多年的蓬勃發展，已經進入了分化時代。無數的經驗證明，大浪淘沙，唯有耐力超強的長跑型選手，才有能力成功突圍。


(資料圖片)

小分子賽道、差異化靶點、突破性療法……和譽醫藥2022年半年報展示的這些關鍵詞讓這家創新藥企備受矚目。行業內一看便知，能快速推進如此多臨床階段管線的企業的管理者必然成藥經驗豐富，做事風格務實，管理理念成熟。

和譽醫藥創始人兼CEO徐耀昌就是這樣的領導者，“患者在等待，我的理念只有一個，就是真正把創新藥做起來。”2016年，徐耀昌開啟了人生新篇章——創辦和譽醫藥。接下來幾年，和譽快速成長，也與中國的創新藥發展的起起伏伏交會。但對于中國創新藥的未來、和譽醫藥的未來，徐耀昌從未懷疑過。

六年時間白駒過隙，對于徐耀昌和他身后的和譽醫藥團隊來說，這六年來他們總在發現問題和解決問題的路上。和譽醫藥目前已有15條研發管線，包括潛在的“Best-in-class”和“First-in-class”，成績斐然。用徐耀昌的話來形容，這六年來，“一分一秒都沒有浪費。”他認為，一時的市值高低并非決定性因素，如果拉長時間的尺度往遠看，中國的創新藥才真正起步不到10年，而這些年里并不乏世界級“me better”和“Best-in-class”，徐耀昌堅信，只要踏踏實實地堅持做有臨床需求的創新藥，總會有回報。

30年經驗鑄就長期主義，立志做中國創新藥

徐耀昌的從容有因可循。從海外到歸國30年間，徐耀昌參與過拉米夫定(Lamivudine)，千憂解(Cymbalta)，Lasmiditan，氟馬替尼，貝格列汀，洛塞那肽等多個藥物研究與開發工作，并參與和推動 cMET抑制劑( Capmatinib)等多個新藥通過美國FDA和中國藥監局(NMPA)的批準與上市。

他完整經歷過美國生物醫藥科技公司從繁榮到慘淡再到輝煌的大周期，并見證過無數個小周期，他早已見過，沉舟側畔千帆過的景象，并且鍛造出堅定的長期主義信念：滾滾時代中不確定性隨處可見，但真正有價值的新藥卻永不褪色。

時間回到上世紀80年代，南京大學畢業的徐耀昌被選入一個國家級的交流項目，此后他赴美留學，成為改革開放后第一批從中國內地走向海外求學的科學家。據徐耀昌表示，在芝加哥大學拿到博士學位后，他在跨國藥企禮來擔任高級有機化學家，也成為改革開放后內地第一批進入海外跨國藥企工作的華人。在禮來，他擁有了一系列的成藥經驗，并沉浸于科研帶來的成就感中。

2003年，一次偶然的機會將徐耀昌帶離安穩而熟悉的軌道，當時禮來委托徐耀昌帶領團隊與外包服務公司合作，共同研發新藥。通過這次機會，徐耀昌回國了，當時他和團隊考察了大連、北京、香港、南京，最后決定把項目落地上海。

這是一個經過再三考慮的決定，也是一個頗有意義的決定。在此之前，從未有任何一家海外跨國藥企嘗試在中國尋找外包服務團隊，徐耀昌和禮來團隊成為了第一個吃螃蟹的人，在此之后，越來越多的跨國藥企都“相中”了中國外包服務的價格優勢，多個跨國藥企落地張江。

不僅如此，徐耀昌希望歐美藥企能在國內落地的不只是外包業務，還包括研發中心。2005年，這個愿望實現了!另一家歐美跨國藥企諾華邀請徐耀昌到波士頓，共同商議如何組建諾華中國研發中心。

此后，作為創始人員之一的徐耀昌回到中國，在“一片荒地”上建立起諾華在中國的研發中心。直到 2012年，徐耀昌加入豪森藥業擔任新藥研發負責人，這又是一個新的開始。他幫助這家公司，從0到1建立起新藥研發體系，“四年以后，規模大概200多人，臨床研發都有了，后來的管線，應該是國內藥企創新藥批得最多的藥企之一。”

然而他并沒有止步于此。從海外到國內，從跨國企業到本土藥企，從實驗室到企業管理，所有的經歷，成為了更高跳躍的基石。2016年，徐耀昌再次完成了一次跳躍。這一年，徐耀昌與喻紅平、陳椎共同創立了和譽醫藥，半年內團隊成員達到30人左右，并全面啟動科研工作。在2016年A輪融資時，和譽醫藥就拿到了2800萬美元投資，投資人看中的就是徐耀昌在世界一流跨國藥企和國內頂尖級別藥企研發中心中工作的30多年豐富經驗和取得的成績。 “我是想真正把創新藥在中國做起來，我堅信這個理念是對的，我也愿意為實踐這個理念努力。”

人幾乎不可能預見和規劃自己十幾年后的人生，但徐耀昌一直持著“獨立做中國自己的創新藥”的信念，回頭來看，這個信念驅動著他邁向舒適區外，這十幾年來的每一步，都在踐行著這個信念。

在資本寒風中，如何最大化提升效率保持戰斗力

2022年對于中國的創新藥行業是艱難的一年，領先一步的抗體藥遇到支付困境，創新藥重鎮上海遭遇疫情，很多小Biotech的經營遇到了現金流緊張的問題，甚至有公眾號呼吁Biotech需要賣身來江湖救急。

和譽醫藥的研發中心位于張江，也經歷了此次疫情，徐耀昌坦言，臨床試驗也受到了一些影響，但是影響不大，一方面因為和譽醫藥的臨床試驗多數在其他城市開展，另一方面，和譽醫藥本身的管理調度也很到位，“政府很支持，“徐耀昌回憶，作為第二批申請復工復產的企業，和譽醫藥的科學家們立即進駐實驗室，投入研發工作，吃住都在實驗室里。

疫情中復工復產雖然不是常規的情況，但這種應急能力是對企業整體調度能力的一個折射，也正因為此，和譽醫藥的項目進度沒有被打亂。對比很多創新藥企，和譽醫藥的現金流穩健。根據3月18日和譽醫藥發布的2021年年報，公司現金及銀行結余高達約25.46億元人民幣，折合約3.7億美元，能夠擁有這樣充足的現金，在早期創新藥公司中十分難得。

“我非常重視開源節流，”徐耀昌坦言笑道，他有著“60后”中國科學家精打細算的思維，“企業的科學基礎、管理基礎及財務基礎同等重要。要把融來的錢合理的用在刀刃上。”

這種專業、嚴謹、拼搏的管理態度，也和譽醫藥多年的務實文化息息相關。徐耀昌和他的團隊都秉持著務實篤行、行穩致遠的原則管理和研發新藥。

“這么多年，我每天都是很早來公司，晚上很晚才離開， “雖然資歷深厚又是老板，但是徐耀昌從未懈怠，對項目進度極為關注。緊盯一刻不難，難的是時刻鉚足勁兒，這是一場馬拉松長跑，這些年來，我們100多位科學家每天都是這個狀態。”徐耀昌說。

“科學家的這種熱情是發自內在的，病人缺少什么藥，我們能不能開發這個藥?我們兩百多位員工，整天思考的就是這個問題。“徐耀昌感慨。公司內跨部門的科學家群，每天都討論各種科學、研發問題，經常到深夜大家還在為一篇新的學術文章進行熱烈的討論。

開發新藥非常艱難，有問題出現時，徐耀昌和和譽團隊齊心協力尋找解決之道，做實驗將其一個一個攻克，“科學家都有不怕困難、敢于面對無數個挑戰的精神。”

“要去激勵科學家，找到他們的內驅力，提升解決問題的能力，”徐耀昌表示，藥企要有很好的管理體制，簡單的企業績效管理對于頂尖的聰明人來說并不起效，在一個藥企中，有生物學家、化學家、毒理學學家、臨床研究者、藥政專家等等，要把所有人的思路統一在一起，變成公司的一條思路，“科學家們統一思路是不容易的，所以公司的管理要跟上，部門和部門的交流一定要充分。”

從現在的結果來看，和譽醫藥統籌的很好，“我們六年多時間，沒有怠慢過一天，問題出來馬上解決，公司所有人的全部精力放在上面，”徐耀昌的這句話擲地有聲。

執著專注、全力以赴、精益求精，正是在這種創業精神和專業主義的激勵下，和譽醫藥靶點的創新不斷推進，碩果累累。而員工發自內心的認同感和熱愛，帶來組織層面的穩定、專注和奉獻精神，并吸引著新的優秀者加入，也為企業發展提供源源不斷的動力。

深耕臨床需求，堅定小分子賽道做“Best-in-class”

幾年前國產PD-1還未獲批時，中國創新藥領域就流傳出靶點過于集中的說法，這幾年來，投資人和創業者們最有熱情的賽道始終圍繞著腫瘤適應癥的大分子、抗體藥、細胞療法，隨著國內政策的擠壓，一時之間似乎小分子賽道有點跟不上潮流。

但事實其實并非這么簡單。純粹從商業邏輯上度量，沒有“萬能”的靶點和賽道，只有“萬能”的臨床需求。對于和譽醫藥來說，投資人不僅看重徐耀昌以及團隊在成藥方面的成功經驗，還有徐耀昌以及團隊在差異化靶點、臨床戰略以及解決病患需求等方面的判斷力。

和譽醫藥聚焦在腫瘤的免疫治療和精準治療的小分子藥物。專注做小分子藥的模式在創新藥企中不多見。但實際上，在抗腫瘤藥物中，小分子藥物療法一直是治療腫瘤的重要手段，“抗體藥的好處是靶點更精準，但是它的短板就在于，大分子的抗體藥進不到細胞內;小分子藥物是口服、注射都可以，容易被吸收，而且生產成本很低，這是優勢。“徐耀昌解釋。

目前，和譽醫藥已開發出15款藥物組成的產品管線，靶點涵蓋了FGFR4、泛FGFR、CSF-1R等領域，管線覆蓋范圍很廣，市場具有很大開發潛力。并且和譽醫藥擁有全球最大的FGFR管線組合之一，包括公司核心產品ABSK011和ABSK091在內的五款迭代FGFR候選藥物，均為全球潛在的同類首創或同類最佳小分子藥物。

“關鍵是我們要了解中國及全世界的市場，了解中國及全世界病人的需求。”徐耀昌表示，“我們國內的創新藥企在這幾年發展之后，雖然暫時還沒有做出全球第一的藥，但是至少有一些Me-better或Best-in-class的藥。”

和譽醫藥有多款產品是全球潛在的“Best-in-class”，ABSK021就是其中一款。這款主攻腱鞘巨細胞瘤的小分子靶向藥品，有望成為中國首個上市的CSF-1R (colony-stimulating factor 1 receptor) 抑制劑。

腱鞘巨細胞瘤是一種罕見局部浸潤性軟組織腫瘤，主要因CSF-1R引起，最常見于關節滑膜、滑囊或腱鞘，患者一般的表現是關節疼痛和僵硬、腫脹、出血性關節積液、關節周圍糜爛、軟骨退化和繼發性骨關節炎。腱鞘巨細胞瘤的發病率每百萬人約有43人患病，醫藥圈內眾所周知，在人口基數巨大的中國，“罕見病”從來不罕見，這個發病率并不是一個小數字。

“我們從研究大量的文獻中了解到CSF1R 抑制劑可以治療腱鞘巨細胞瘤，它的機制很清晰，而當時大部分藥物公司開發的CSF1R抑制劑在選擇性方面或多或少存在問題，所以我們決定開發選擇性高的CSF1R”徐耀昌回憶道，“做這個靶點的醫藥公司不少，而我們對ABSK021的目標是，高選擇性、高活性、并且要入腦等多種特性。”在開發的過程中，徐耀昌逐漸對于患者的需求越來越明晰，除了手術的標準療法外，目前國內尚無針對無法手術的腱鞘巨細胞瘤患者的治療藥物上市，但患者卻有實實在在的需求。“對于腱鞘巨細胞瘤，部分患者手術切除難度大，或者手術風險非常高，靶向藥物的出現給了不能手術的腱鞘巨細胞瘤患者一個新的治療選擇。”北京積水潭醫院骨腫瘤科主任牛曉輝教授此前在媒體上表示，此處提到的靶向創新藥，就是ABSK021。

研究表明，ABSK021可阻斷CSF1/CSF-1R信號通路，預期可在包括TGCT在內的多種巨噬細胞相關疾病的治療中發揮作用，這的確是一款能滿足未被滿足的臨床需求的“Best-in-class”藥品。正因為此，在2019年8月，ABSK021獲得美國FDA臨床試驗許可，2021年7月，和譽醫藥與曙方醫藥合作開發ABSK021針對神經系統罕見病領域適應癥的應用。今年7月，CSF-1R抑制劑ABSK021獲國家藥監局的突破性療法認證，并在10月獲CDE批準進入對腱鞘巨細胞瘤患者的關鍵臨床III期試驗，有望成為中國首個上市的CSF-1R抑制劑。

而ABSK021的首發適應癥選擇，也是基于了解市場布局的基礎邏輯。不管是中國還是海外，CSF-1靶向藥已經有數個陸續上市和研發，海外的大藥企輝瑞、BI(勃林格殷格翰)、第一三共等都已手持CSF-1抑制劑，但它們的適應癥多在另一種罕見病——漸凍癥。ABSK021不僅在中國，在海外也很有機會。

“創新藥有它內在的一套流程，選靶點的時候一定要兼顧靶點創新性和成藥性。”徐耀昌解釋和譽的研發管線思路，一旦選定靶點后投入巨大，因此一定要盡量看準創新和差異化，看清是否滿足了臨床和市場需求。

這也是和譽醫藥選擇腫瘤精準治療的原因，“靶點不怕內卷，怕的就是你跟人家一模一樣，幾十家公司搶市場沒意思，你做出來以后，你就是中國的NO.1，你賣起來不用跟人家競爭。”徐耀昌表示，“科學家要有情懷，做的事情要解決社會迫切需要的東西。”

觀其言，知其行，這些案例，也只是和譽眾多管線進展中的個案。在和譽醫藥的管線進程表中，已經有了多項“全球首個”，例如已經完成首例患者給藥的ABSK061是全球范圍內第一個同時獲得國家藥監局和美國FDA許可，并且進入臨床試驗階段的選擇性FGFR2/3小分子抑制劑。

除了單藥研究，聯合用藥也是和譽醫藥正在探索的重要方向，公司多項BD合作正在推行過程中。去年4月，和譽醫藥與燃石醫學合作開發的ABSK091，一種CDx試劑;10月，與羅氏就ABSK011和PD-L1抗體阿替利珠單抗達成合作;今年2月，與百濟神州就ABSK091和抗PD-1抗體替雷利珠單抗聯合用藥達成合作。

在Biotech們競相出海的當前，和譽醫藥也走在前面，2019年11月，和譽醫藥與阿斯利康簽訂獨家授權合約，獲得ABSK091(AZD4547)的全球范圍內的開發、制造和商業化權利。2022年年初，和譽醫藥與禮來達成了高達2.58億美元的co-discovery全球合作和獨家許可協議。

根據公司規劃，和譽醫藥計劃于今年提交ABSK121、ABSK051和ABSK012的臨床申請。并且，公司還選定了兩款新一代小分子藥物，正處于臨床前開發階段，分別為ABSK112和ABSK071。正是因為公司差異化管線布局和持續性的臨床進展，徐耀昌對未來滿懷信心。

“如果能一個、兩個、三個，不斷把新藥做出來，新藥的優勢也會得到二級市場的認可，”徐耀昌表示，當初的初衷就是去解決沒有滿足的臨床需求，因此管線研發推進、商業化能力必然為公司帶來估值的提升，“只要踏踏實實做藥，整個生物醫藥形勢變好了，失去的估值也就會回來。”

對于中國創新藥的未來，徐耀昌很有信心，他認為中國創新藥現在剛剛進入收獲期，而對于創新藥企來說，需要真正的自主創新，真正做到First–in-class，“不能雷同，即使同樣的靶點，也要有創新。”

與此同時，徐耀昌也保持著一種新藥研發的緊迫感，“十年是一個馬拉松，這個馬拉松過程當中，一步都不能松懈，松懈一步說不定這個項目就落后了，落后了就可能沒有機會了。”徐耀昌說，“我們就是在永不松懈地追求創制新藥的目標”。

關鍵詞： 腱鞘巨細胞瘤 研發中心 臨床試驗